练习一万小时成天才?

本文搬运自万维钢(同人于野)的《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

怎样称为某一领域的顶尖高手?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一个标准答案:练习一万小时。

“一万小时” 这个说法来自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异类》(Outliers)。此书的影响巨大,他告诉我们天才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而且要练习一万小时。可是,如果一个年轻人想要把自己变成顶尖高手,光知道一个 “一万小时” 的口号毫无意义。

各个领域需要的练习时间非常不同。成为顶尖高手的确需要长时间练习,每天3小时,完成一万小时需要十年时间,但这只是达到世界水平的最低要求。很多领域要求的训练时间远超过一万小时,比如对音乐家而言,需要训练15~25年才能达到世界级水平。而在某些领域内,如果一个人很有天赋而且训练得当,他也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成为顶尖高手。

强调练习的同时,绝对不能否定天赋的重要性。对音乐和体育项目来说,没有天赋可能再怎么练也没有用。一项2014年的最新研究发现对音乐来说天赋比练习时间重要得多。一对基因相同的同卵双胞胎的练习时间相差两万多个小时,但是他们的音乐水平居然是一样的。也许一个人最后的成就,不是练习加天赋,而是练习乘以天赋,一项是零最后结果就是零。

真正的关键,根本就不是训练时间的长短,而是训练的方法。

练习,讲究的不是谁练得最苦,或者谁的心最 “诚” 。业余爱好者自娱自乐的练习和专业选手的训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外行往往只看到专业选手是全职训练的,而且练得最苦,却忽视了训练方法的重要性。

坏消息是高水平训练的成本很高。你需要一位掌握这个领域的先进知识的最好的教练,你需要一个有助于你提高能力的外部环境——这通常意味着加入一所好大学或者入选一个好的俱乐部。你要能忍受一点都不舒服的训练方法,而且你需要投入非常多的训练时间。

好消息是各个领域的不同训练方法也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这意味着哪怕我们并不是真的想成为世界冠军,也可以借鉴一些世界冠军的训练方法来完善自我。比如我从来没有争夺诺贝尔文学奖的愿望,但我也可以在业余时间使用科学的练习手段来提高一点自己的写作水平。

科学的训练方法并不是从天而降的神秘招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它不是科学家的发明,而是科学家对各领域高手训练方法的总结。人们一直在各个领域中不自觉的使用这些方法。

在过去的三十年来,心理学家们系统地调研了各行各业内的从新手、一般专家到世界级大师们的训练方法,包括运动员、音乐家、国际象棋棋手、医生、数学家、有超强记忆者,等等,试图发现其中的共性。他们的研究甚至细致到精确记录一所音乐学院的所有学生每天干的每一件小事,统计他们做每件事所用的时间。他们调查这些学生的父母情况和家庭环境,并了解学生在来音乐学院以前的学习情况,比如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琴的。他们甚至要求这些学生做了一个星期的日记。科学家们把获得的所有数据汇总在一起,与学生们的音乐水平对照,来寻找使那些音乐天才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

现在,这项工作已经成熟了。2006年,一本九百多页的论文合集《剑桥专业知识与专家技能手册》(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tise and Expert Performance)出版。此书汇总了多位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系统地分析了各个领域内专家的训练方法,并与神经科学及认知科学最新研究成果相结合,对这些方法的机制进行了科学的解释。这是 “怎样练成天才” 研究的一本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此书直接引领了后来的一系列畅销书的出现,包括格拉德威尔的《异类》、科尔文(Geoff Colvin)的《哪来的天才》(Talent is Overrated)和科伊儿(Daniel Coyle)的《天才的密码》(The Talent Code),等等。这个领域至今仍然在不断进步,随时都有新的理解和应用。

这套统一的练习方法,就是 “刻意练习(deliberate practice)”。首次提出 “刻意练习” 这个概念的是弗罗里达大学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此后,不同研究者和作者对 “刻意练习” 的具体内容有各种解读。这里我把我所了解的内容综合起来,去除一些不重要的,总结成以下四点:

  1. 只在 “学习区” 练习;
  2. 把要训练的内容分成有针对性的小块,对每一个小块进行重复练习;
  3. 在整个练习过程中,随时能获得有效的反馈;
  4. 练习时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

我们将逐一解释它们的意思,但在此之前,我还想再说几句练习的重要性。

许多人认为把困难的事业干成,比如说解决科学难题,或者某个体育项目的腾飞,靠的是干事业的人的某种 “内在” 品质。如果一个人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比如说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上的重大突破,媒体就喜欢把成功归结于他的拼搏精神。成功的秘诀居然如此简单,你要做的就是豁出去拼?以至于很多民间科学家误以为科学研究的突破只要用足够多的汗水就能换取到,而把大好的时光花费在自己根本不懂的项目上。

可是,如果是中国人怎么干都不成功的事业,比如说足球,媒体上就会出现一些需要更高文化程度才能理解的分析:把失败归结于中国人的素质,中国的整个体制,甚至是传统文化。这时候成功就变得复杂,为了能在世界杯上赢两场球,居然需要整个中华民族进行一次反思?

我不太赞同这种凡事往特别简单或者特别复杂了说的思维。首先,干事业不是靠拼命就行,不但证明数学定理不是拼命得出的,就连打仗也不是仅靠拼命就能取胜的。其次,干事业就是干事业:想去世界杯赢两场球,你研究足球就可以了,没必要先把官场文化和春秋以来的儒家思想都研究、批判和改造一遍。

我国学人还往往过分强调 “功夫在诗外” 这句陆游的名言,认为提升综合素质是一个人成为任何领域高手的关键。殊不知这句话是陆游在八十四岁时说的,而且其原诗的前两句明确指出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 !我曾经多次看到报道说前总理问计于某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说怎么才能提高我国的科学教育水平。老科学家说应该注重艺术修养教育,比如音乐。另有更多人建议应该学哲学,因为 “哲学指导科学” 。的确有些科学家喜欢音乐,也的确有些科学家谈论哲学,可是你有什么统计数据能证明音乐,哲学和搞科研好坏的关系?这是典型的从名人传记里悟出来,而不是科学地调研出来的道理。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科学家,你就应该好好学习基础知识,掌握基本技能,比如算算微积分,写写计算机程序,然后尽快找到一个好的导师,在他的指导下,从学徒开始做,做真正的科学研究。如果有一个人,认为搞科研 “功夫在诗外” ,一天到晚研读牛顿等古代科学家的传记,给古今中外的科学家搞排行榜,在博客上写好多科学家的趣闻轶事,跟伪科学和民间科学家作斗争,甚至希望通过研读西方近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这样的办法去学习搞科研,那就是缘木求鱼了。

真正提升我们水平的不是文化,不是艺术,不是哲学,不是制度,不是自虐,而是刻意练习。

训练的方法是不断进步的,比如作曲,假设一名普通学生使用普通训练方法6年所能达到的水平,另一个学生使用新的训练方法3年就能达到,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新训练方法的 “有效指数” 是200%。有人研究得出,莫扎特的训练的有效指数是130%。而20世纪的天才们也许没有莫扎特有名,但其训练水平都能达到300%到500%!13世纪的哲学家罗吉尔·培根曾经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用少于30年的时间掌握数学,而现在的学生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学到了许多数学知识,因为教学方法进步了。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有的领域都比过去做的更好,体育界的世界记录被不断打破,艺术家们的技巧也是过去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查理·芒格有句话说得好:人类社会只有发明了 “发明的方法” 之后才能快速发展——这里我也可以说,只有学习了 “学习的方法” 之后才能快速进步。

训练方法的重要性的另一个体现是 “天才” 的扎堆出现。比如有一段时期俄国对女子网球,韩国对女子曲棍球,更不必说中国对乒乓球,拥有绝对优势。难道别的国家的人就天生不适合从事这些项目吗?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已经掌握了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而且该国能找到足够多的人来接受这种训练方法,以至于可以批量生产优秀运动员。

更进一步,哪怕你这个国家并不擅长这个项目,只要有一名教练掌握了科学训练方法,他就可以带出顶尖高手。比如中国并不是花样滑冰的传统强国,而这项运动甚至根本没有群众基础。相比之下,美国的很多孩子从小就学,而且是父母花钱请教练让孩子学。然而中国却出现了申雪、赵宏博、庞清、佟健这样的世界顶级高手,他们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教练姚滨一人之功。

姚滨八十年代初作为运动员代表中国参加冬奥会,因为他做的动作完全脱离主流,竟然把外国选手都给看乐了——中国连花滑的门都没摸着。你根本没有这个土壤!可是姚滨不信什么土壤,他只信科学训练。他在没有外国花滑教材的时候竟然自己从体育理论和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训练手段,甚至从编舞到音乐到运动员服装都自己设计制作,最终竟带出了世界冠军。

想要成为某一领域的顶尖高手,关键在于 “刻意” 地在这个领域内,练习。

1. 只在 “学习区” 练习

科学家们考察花样滑冰运动员的训练,发现在同样的练习时间内,普通的运动员更喜欢练自己早已掌握了的动作,而顶尖运动员则更多地练习各种高难度的跳跃动作;普通爱好者打高尔夫纯粹是为了享受打球的过程,而职业运动员则在各种极端不舒服的位置打不好打的球。真正的练习不是为了完成运动量,练习的精髓是要持续地做自己做不好的事。

心理学家把人的知识和技能分为层层嵌套的三个圆形区域:最内一层是 “舒适区” ,是我们已经熟练掌握的各种技能;最外一层是 “恐慌区” ,是我们暂时无法学会的技能,二者中间则是 “学习区” 。

比如说,我们看一本书,如果这本书所说的内容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完全符合我们已有的观念,这本书就在我们的舒适区内,但如果这本书说的内容与我们原有的观念不符,但是我们思考之后仍然能够理解接受,那么这本书就在我们的学习区内。但如果这本书我们根本就理解不了,那么就是在恐慌区。

有效的联系任务必须在受训者的学习区内进行,它具有高度的针对性。训练者必须随时了解自己最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旦已经学会了某个东西,就不应该继续在上面花时间,应该立即转入下一个困难点。

在舒适区做事,叫生活;在学习区做事,才叫练习。

持续进步的关键就是持续地在 “学习区” 做事。为什么大多数童星长大以后就不行了?这并不是因为小时候练得太累把他们练 “废” 了,而是因为早期实在太辉煌,而辉煌会把人的思想留住。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童星们早早地就获得了一个足以取得骄人成绩的 “舒适区” ,这个舒适区里面的技能是他们扬名立万的资本,是他们的竞争优势。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优势项目,这就严重阻碍了他对新技能的学习,并逐渐丧失竞争力。成年人的竞争需要的是新的技能。搞科研跟参加数学竞赛是两码事,演中年女人跟演小女孩是不同的表演,成人职业足球跟青少年业余足球是两种踢法!

只在学习区练习,这很难。学校里的教学往往是几十人按照相同的进度学习知识,这种学习是没有针对性的。同样的内容,对某些同学来说是舒适区,根本无须再练,而对某些学生则是恐慌区。科学教学必须因材施教,小班学习,甚至是一对一的传授。真正的训练与其说是老师教学生,不如说是师傅带学徒。

所有人都想挑战自我,但在实际生活中,人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一些驾轻就熟的事情上。就算有充分的条件离开舒适区,人们也会不由自主的待在那里。年龄越大的人群中,人和人的思想差别就越大。任何一个看过迈克·华莱士 “谈笑风生” 的人都会对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言语中的机锋所折服,而有些人到了八十岁智力就退化到了8岁。这就是不断学习的重要性。

假设有一个人,他无比严格的执行 “要待在学习区” 这个教条,从小到大不断进步,他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答案是他会变成泰格·伍兹

伍兹挥杆。动作已经开始了。这时候比赛现场突然有异动。比如说有个观众大声喊叫,或者有人突然跑出来。总之这个异动将会干扰伍兹的动作。伍兹会把做到一半的动作生生停住!然后调整姿势,重新开始。普通观众看到这个场面也许没什么,而会打高尔夫球的人看到之后,用单田芳的话说,就是 “无不惊骇” !。

当我们把一件事练熟以后,我们会把这件事“自动化”。比如开车,不会开车的人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而开熟了的人基本上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开车。甚至你问他怎么开的,他都说不清楚。开车这件事已经进入他的舒适区。普通人打高尔夫也会产生 “自动化” ,他们挥杆之后就失去了对球杆的控制——除非半途有人干扰,然后他们就会把球打飞,或者根本打不到球。打的越多,这种 “自动化” 现象就会越严重。而真正的职业高手,绝对不允许自己 “自动化” 。那么,他们如何做到不 “自动化” ?因为他们没有舒适区!一旦发现自己对这一项技术的掌握已经可以了,他们会立即进入下一项更难的项目。他们绝不会在一个已经被自己证明是简单的项目上继续训练,这也有效的避免了 “自动化” 的产生。他们的训练永远是追求更高的难度。一定程度的 “自动化” 非常有用,我们不能每做一个动作都有意识的给每个关节、每个肌肉安排任务,但是 “自动化” 到不管不顾的执行则是错误的。

中超江苏舜天队前主教练德拉甘曾经在一次记者采访中提到,中国球员 “看问题都只会看直线,懂得曲线思考的几乎没有” ——我看过太多球员在机械地练习下底传中,结果到了联赛里,很多球员不管队友身边站了多少防守队员,也不往旁边看一眼,直接就按照习惯一踢,传丢一次不算,还会接连犯同样的错误。

中国这种训练足球的办法把运动员给练废了。如果是泰格·伍兹,他一定会从易到难,针对禁区里不同的情况练习不同的下底传中,或者别的处理办法。而中国球员只会一种下底传中。这种传中方法显然早就已经是运动员的舒适区,可是他还在练!他可能已经能够完成非常准确的传中球,只不过这种机械化的准确就如同有的民间运动员专门练习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远距离投篮一样没用。这就是为什么德拉甘在同一篇访谈中说:“过于追求单个技术动作的准确性是我看到的最不可取的方式。”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民间传说,说有个学生,他对课本的掌握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你随便说一个东西,他都能告诉你在课本的哪一页。请问这个学生学的怎么样?答案是他已经练 “废” 了。一旦你会了,就赶紧进入下一关。把这一关的攻略倒背如流没有任何意义。我国的高考制度其实是鼓励学生自动化,因为考题的难度有上限,一个好学生反复练习的结果就是对解题的 “自动化” 。他本该把时间用到学习更高级的东西上去。

你的舒适区已经给你带来了多大的荣誉,留在这个舒适区就有多大的诱惑。我经常在微博上看那些著名的 “公共知识分子” (简称 “公知” )的发言。如果你初上微博,你会觉得他们说的话非常有特点,有时候简直是真知灼见。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就慢慢发现他们说来说去永远都是那一套。我甚至觉得如果这帮人突然消失了,别人完全可以编写一个机器人程序替他们发微博。世界上的新闻每天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对这些新闻的解读和评论永远不变,他们的发言有高度的可预测性。他们的思想死在了舒适区。

脱离舒适区,需要强大的意志力,甚至是一种修炼。巴菲特很早就已经通过股票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八十多岁仍在不断学习新东西,因为他知道过去让他赚钱的知识未必能让他现在继续赚钱。不断更新的知识让巴菲特敢买中石油和比亚迪这样他原本不熟悉的企业的股票。对另一些人来说,脱离舒适区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目的。

马克·扎克伯格作为脸谱网(Facebook)的创始人和CEO,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年轻的富豪之一。他唯一的任务就是把脸谱网做好,从这个角度看,他目前似乎没必要不断挑战新领域,但是他仍然害怕留在舒适区。扎克伯格的做法是每年给自己设定一个新目标来测试自己的自制力。这些目标跟公司的运营没有什么关系,简直纯粹是为了挑战而挑战:2009年是每个工作日戴领带,2010年是学习中文,2011年是只吃自己杀死的动物,2012年是重新开始写代码,2013年是每天认识一个新朋友,2014年是每天写个表示感谢的便条。(补充:2015年是每个月读两本书,2016年是开发一款能控制家庭环境的人工智能助手以及全年跑步587 公里,2017年是与美国各州民众交流,今年2018年的则是防止Facebook这个强大的互联网平台被滥用。)

所以,世界上有一帮人,他们一天不进步就难受。

乔布斯临死前,华尔街日报记者沃尔特·莫斯伯格曾经采访过他一次。那个时候,全世界包括乔布斯本人,都知道他很快就要死了。这时候的乔布斯是个什么状态呢?莫斯伯格写道:

在进行了肝移植手术后,尽管仍在家中静养,但我依然受邀前往他的家中。尽管我很担心他的身体,但在他的坚持下,我们还是走向了附近的公园。

他解释道,他每天都会出来走走,而且每天都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更远的目标,今天的目标就是附近的公园。我们边走边谈,他突然停了下来,看起来情况不妙。我恳求他回家,还特意告诉他,我不懂心肺复苏,因此第二天的报纸上可能会有这样的标题:《无助的记者导致史蒂夫·乔布斯命丧街头》

但他却笑了,并拒绝了我的要求。

莫斯伯格说:“停了一会儿后,他继续走向公园。”

2. 掌握套路

现在我们要说刻意练习的最关键部分了:基础训练。当一个运动员进行 “基础训练” ,或者一个学生学习 “基础知识” 的时候,他到底练的是什么,学的又是什么呢?

套路

我们先来做个小实验。请你在一分钟内记住下面这14个字,可以不分先后顺序:

山州 吴男 十钩 不收 带儿 取关 何五

就算你真能记住,我也敢打赌第二天你就会忘记。可是如果我把这十四个字重新排列组合一下:

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你很可能一秒钟就能记住。因为你早就知道这句诗!
人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绝非是零散的信息和随意的动作,它们大多具有某种 “结构” ,这些 “结构” 就是套路。下棋用的定式,编程用的固定算法,这些都是套路。

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的工作能力主要依靠两种记忆力:“短期工作记忆”(short term working memory,有时候也简单地称为 “短期记忆” )和 “长期工作记忆” (long term working memory)。短期工作记忆有点类似于电脑的内存,是指人脑在同一时间处理事情的个数。一般来说,我们能同时应付四件事情,多了就不行了。短期工作记忆与逻辑推理能力,创造性思维有关,换句话,跟智商非常有关系,他很难通过训练提高。

长期工作记忆存储了我们的知识和技能。它有点类似于计算机硬盘,但比硬盘高级的多。关键在于,长期记忆并非是杂乱无章、随便存储的,它是以神经网络的形式运作,必须通过训练才能存储,而且具有高度的结构性。心理学家把它称作 “块” (chunks)。比如,一场棋局在普通人眼里就是一些看似杂乱摆放的棋子,而在职业棋手眼里这些棋子却是几个一组分成了很多块的,通过识别这些块,职业棋手可以很容易地记住棋局,甚至同时跟很多人对弈盲棋。更简单地说,如果普通人看到的是一个个字母,职业棋手看到的就是单词和段落!

人的技能,取决于这两种工作记忆,专家做的事情,就是使用有限的短期工作记忆,去调动自己几乎无限的长期工作记忆。而刻意的练习,就是在大脑中建立长期工作记忆的过程。

可以想象,一个只认识字母,不认识单词更看不懂段落的人,面对一本英文书是个什么情况。我在小时候曾非常看不起死记硬背,有段时间想要学围棋,就总觉得背定式是个笨功夫,高手难道不应该根据场上局面随机应变吗?但事实是,随机应变才是笨办法。定式和成语典故、数学定理一样,是人脑思维中的快捷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这么走,我应该怎么应付,如果他再那么走,我又应该怎么应付,这些计算如果每次遇到都现场算是算不完也算不好的,好在前人早就把各种可能性都算明白而且找到最优解了。在生活中和人讲道理,如果每次遇到类似情况都重新推演一遍可能谁也做不到,现在有了成语和寓言,只要一句“唇亡齿寒”或者“酸葡萄”,任何受过最起码教育的人都能立刻理解你的意思。

两种套路

对于脑力工作者来说,水平高低关键要看掌握的套路的多少。所以,艺术家要采风,棋手要打谱,律师要学案例,政客要读历史,科学家要看论文。这些东西都需要记忆力。现在有了书籍和网络,人们已经不再直接追求记忆力了,但是在古代,记忆力几乎就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学术能力。至今,非洲的某些部落首领断案的办法,仍然是从自己满脑子的谚语和俗语中找到一句符合当时情形的话,来让双方都满意。孔子说: “不知诗,无以言” ,一开口就往外冒名句的人在口语时代肯定是特别受尊敬的。据说所罗门知道3000条谚语。

以量取胜的套路通常是最容易掌握的。今天知道个典故,过两天写文章用上,并不费什么功夫。我上大学的时候出于某种今天看来并不可取的心理,希望能提前一年毕业,主动选了很多高年级甚至是研究生的课。这样我必须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某些非物理类课程学完,而事实证明这完全可行,也许人人都能做到。我常用的做法是根本不管老师讲课的进度,按自己的节奏直接看书突击学习,有时候一下午就能学好几章。我曾经用大概一周的时间分别学完了半学期的《线性代数》和《概率论》,而且还考了满分。其实如果你仔细研究,这些课程里的关键套路非常有限,而且逻辑性很强,只要看懂了就很容易掌握和使用。

但有些套路,比如那些非纯脑力劳动的专业技能,想要掌握就没那么容易了。真正掌握弹琴和竞技体育的技巧比学会解微积分方程难得多。因为其需要协调的肌肉和脑神经元实在太多了。别人用个招式,就算你全看会了而且看明白了,也不能立即学会。像这样的技能,想要求 “多” 非常困难,因为掌握每一个套路都要付出大量的练习时间。

人脑到底是怎么掌握一个技能的,我听说过两个理论。一个比较主流的理论说这是神经元的作用。完成一个动作需要激发很多个神经元,如果这个动作被反复做,那么这些神经元就会被反复地一起激发。而神经元有个特点,就是如果经常被一起激发,它们最终就会连在一起!用神经科学家卡拉(Carla Shatz)的话说,这就是 “Neurons that fire together wire together.” 因为每个特定技能需要调动的神经元不同,不同技能在人的大脑中就形成了不同的网络结构。另有一个理论则认为神经元的连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包裹在神经元伸出去的神经纤维(轴突)外面的一层髓磷脂组成的膜:髓鞘。如果我们把神经元想象成元器件,那么神经纤维就是连接元器件的导线,而髓鞘则相当于包在导线外面的胶皮。这样用胶皮把电线包起来防止电脉冲外泄,能够使得信号被传输地更强,更快,更准确。当我们正确地练习时,髓鞘就会越包越厚,每多一层都意味着更高的准确度和更快的速度。髓鞘,把小道变成高速公路。

不论哪种理论,最后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技能是人脑中的一种硬件结构,是 “长” 在人脑中的。这意味着如果你能打开大脑,你会发现每个人脑中的神经网络结构都不一样。技能很不容易获得,一旦获得了也很难抹掉。这显然跟计算机完全不同:在计算机上你可以随时安装和卸载一个软件,让计算机掌握和忘记某种技能,而人脑却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复制信息。所以像《黑客帝国》电影中那样直接往大脑里下载一个操作直升机的技能,完了跳上一架直升机马上就能开,是不符合人脑的特点的。另一方面也说明 “练大脑” 比 “练身体” 更容易取得大成就,因为大脑神经元连接是能变的!你再怎么练也无法改变自己胳膊腿的结构,可是你可以让自己大脑长出各种复杂多变的 “网络形状” 来。

如此一来高手和普通人就有了本质的区别。高手拥有长期训练获得的特殊神经脑结构,他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不一般的气质,练习,是对人体的改造。

用什么方法才能迅速地把技能套路 “长” 在身上呢?关键在两点:

  • 必须进行大量的重复训练
  • 训练必须有高度的针对性

基本功

在体育和音乐训练中,比较强调 “分块” 练习。首先你要把整个动作或者整首曲子过一遍,然后把它分解成很多小块,一块一块地反复练习。在这种训练中一定要慢,只有慢下来才能感知技能的内部结构,注意到自己的错误。《天才密码》一书介绍,美国最好的一所音乐学校里的一位老师甚至干脆禁止学生把一支曲子连贯地演奏。学生只能跟着她练分块的小段。她规定如果别人听出来你拉的是什么曲子,那就说明你没有正确地在练习!

你可能认为这种训练只适于初学者练习基本功,高手应关注完整的比赛,但事实绝非如此。事实上,就连职业运动员的训练也往往是针对特殊技术动作,而不是比赛本身。一个高水平的美式足球运动员只有1%的训练时间是用于队内比赛(一部分原因是怕受伤),其他的时间都是用于各种相关的基础训练。把特定动作练好,才能赢得比赛。2011年,姚明担任CBA比赛转播解说期间,曾经透露过易建联的一个训练秘密。那年夏天,人们注意到易建联有一个 “金鸡独立” 的跳投动作非常像诺维斯基,而且命中率相当高。这个动作其实是他自己 “加练” 的结果,这种专门训练比比赛还重要。姚明说: “阿联夏天接受的针对性极强的专项训练是他近两年迅速提高的关键,我们的球员一直在比赛,其实真正应该做的就是像阿联这样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项训练。”

反过来说,如果不重视基本功训练,在比赛中就会吃亏。2011年东亚锦标赛,中国男篮底气十足地仅派出二队参加,让青年军去跟日韩的正牌国家队对阵,结果负于日本。中国队的自信不是平白无故的,中国队的天赋很好,身体条件比对手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但是代理主教练李楠却指出,中国队员的基本功不行! “传接球等基本技术相比日、韩、中国台北等队都存在差距。”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恰恰是以赛代练!记者梁希仪分析说: “这些队员里很多人十七八岁就进一队打CBA了,每年比赛,主教练根本没有时间再给球员扣基本技术,所以现在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磨刀不误砍柴工,基本功就是这么重要。不但体育和音乐需要练基本功,就连那些人们认为不存在基本功的领域,也要练基本功。

比如写作。中国传统的培养方法,一个作家的训练就是读小说,评论小说,然后一篇接一篇地写完整的小说。除此之外大约就是要到各地体验生活,因为 “功夫在诗外” 。问题在于,中国文学的中文系从来没有成功地培养出一个像样的作家。面对这种局面,一般人马上会得出结论:写作靠的是天赋,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但是美国大学是可以培养作家的,而且还培养了中国作家,比如哈金毕业于波士顿大学文学写作专业,严歌苓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文学写作系。《三联生活周刊》曾经对美国翻译家埃里克·亚伯拉罕森有一个采访,亚伯拉罕森曾经翻译过王小波的作品,对中国作家相当熟悉。采访中有一段对话值得直接摘录下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中国当代作家们的写作水平和英美一流作家相比有多大的差距?
亚伯拉罕森:我个人感觉在技巧上还存在一些差距,大部分中国作家几乎从来没有经历过专业的写作训练。而在美国,专门的写作课程非常多,内容也很成熟。我知道很多中国作家对这种写作班非常不屑,觉得这种课程会带来一身工匠气,但这种写作班至少能够告诉你,如果你的小说写到3/4时崩溃,你该怎么办。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被教坏的。

作家应该怎么培养呢?应该像训练小提琴手和篮球运动员一样练基本功。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大学开设了 “创意写作” (也就是英文说的 “creative writing” )硕士课程,学美式的写作训练。这种课程非常强调把写作也进行 “分块” 练习。复旦大学早在2008年就开始引进创意写作课,而且还请来了严歌苓的老师、哥伦比亚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系主任舒尔茨教授夫妇给研究生上课。中文系教授严峰旁听了舒尔茨讲的课,很有感触:

第一课,舒尔茨教学生怎样 “听” 。他让学生描述一个刚才听到的声音,不断追问下去:那个声音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什么质感,给人什么联想?
这是文学吗?听着听着,我突然有点明白了。舒尔茨教的是文学最物质化、最技术性的层面,就像我以前上吉他课时,老师让我们每天做的手指体操,俗话说 “爬格子” 。也像钢琴老师让我们弹的 “哈农” ,极其枯燥单调乏味的手指练习。这些本身毫无艺术性可言的练习曲,却是通向艺术自由的必经之路。

重复!重复!再重复!

想要把一个动作套路,一个技能,哪怕仅仅是一个生活习惯,甚至是一种心态, “长” 在大脑之中,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重复。

我到美国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鉴于做物理需要经常作报告,导师出钱让我去学习了一阵子口语。我的口语老师叫 Antonia Johnson,第一次去这个口语班的经历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她居然在两个助手的帮助下,使用看上去很专业的录音设备,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对我进行了一次语音诊断。我被要求使用不同的音调和音量,(最后是扯着嗓子持续大喊一个声音看看能坚持多少秒),读了很多完全没有意义的句子,其中包括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单词。第二次去的时候她发给我一份诊断报告,所有我读得不准确的英语发音都被标记了出来,这使得此后的训练非常具有针对性。在后来的训练中我们模拟了各种情境下的对话,包括一般闲聊和正式演讲,为了练习在电话中的发音,我每周得给她打电话。

可惜我未能坚持苦练,以至于到现在英文说得也不怎么样。但我要说的最有意思的还不是我的训练,而实这位 Jhonson 老师的故事。作为一个专门教人说标准英语的老师,她本人居然曾经是一名口吃者!我曾经听说,口吃其实是一种心理疾病,要想根治必须改变一个人的情绪和处世态度。但 Jhonson 老师不这么看,她认为关键在于练习。她通过练习根治了自己的口吃,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又专门帮助别人克服口吃,等到发现外国留学生这个大市场,又把业务彻底转向了英语发音。好几年以后,我偶遇到她,这时候她的口语公司已经做得很大了,雇了好几个人,甚至有一个专门的程序员负责开发教学软件。

也就是说,很多通常被认为是心理疾病的症状是可以通过练习得到根治的。美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里有个印度人拉杰(Raj)有恐女症,他在正常情况下不敢跟任何女生说话,这种症状其实是存在的。即使是在美国,也有很多人不敢跟异性说话,看来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问题。加州有个 “害羞诊所” ,专门帮助那些不敢和异性说话的人克服害羞心里。这个诊所的专家不相信心理暗示疗法,他们相信练习。怎么治疗恐女症?他们的做法是设计各种不同难度的场合进行对话训练。最初是在房间内让学员们对话并进行角色扮演,然后是让学员直接跑到大街上找陌生美女搭讪或要求与之约会,最高的难度是让学员有意地在公共场合做出使自己难堪的事情,比如去超市把一个西瓜摔坏。

这种把不常见的高难度事件重复化的办法也是MBA课程的精髓。在商学院里,一个学生每周都要面对大量真实发生过的商业案例,学生们首先自己研究怎么决策,提出解决方案,最后由老师给出实际的结果并作点评。学习商业决策的最好办法不是观察老板每个月做两次决策,而是自己每周做20次模拟决策。军事学院的模拟战,飞行员在计算机上模拟各种罕见的空中险情,乃至丘吉尔对着镜子练习演讲,都是高效低成本的重复训练。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种事先的训练,一个人面对不常见的事件时往往会不知所措。统计表明,工作多年的医生通过读X光片诊断罕见病症的水平反而不如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因为他们很少遇到这种病例,而在医学院学到的东西也早就忘了。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定期让医生们拿过去的旧X光片集中训练,而不是期待在工作中碰到。

高度针对性

请允许我再反对一次 “功夫在诗外” 。如果你要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你得学会借鉴各个不同领域的东西,的确是 “功夫在诗外” 。但是人们经常滥用这句话,认为连学习,都要讲 “功夫在诗外” ,这就完全错了。对练习来说,你想要学什么就应该练什么,功夫就在功夫上。我们追求的就是把这个特殊技能的特殊神经网络 “长” 在大脑之中,别的都不必管。

但 “功夫在诗外” 的影响力太大了,人们几乎一听说就会立即接受这个理论。曾经有个物理学家转行做了神经学家,他做了个实验,发现听10分钟莫扎特音乐可以让一个人的智商测验得分提高9分。这个发现实在惊人,但又非常符合我们一贯的思维,谁不知道音乐对思考有好处?爱因斯坦不久喜欢拉小提琴吗?我们没想到的是仅仅是这个效应居然如此厉害!智商提高9分啊!结果论文一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并且把这个效应正式命名为 “莫扎特效应” (Mozart effect)。

然而事实却是 “莫扎特效应” 根本不存在。没人能重复这个实验,在其它所有实验中听音乐对提高智商毫无帮助。然而这些后续的实验研究因为缺乏轰动效应,只得到了非常少的媒体报道(作者:所以媒体在报道科学发现的时候是有偏见的,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以至于今天你去图书馆和书店,仍然可以找到大量专门用来提高儿童智商的莫扎特音乐CD。最新的研究更表明不但听莫扎特CD没用,就连专门的音乐培训对提高词汇和数理这些必备的智力认知能力都没用。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 “小小爱因斯坦” (Baby Einstein)系列多媒体产品。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教育品牌,如果在网上搜索,你会立即找到大量相关的视频和产品信息,开发者迪士尼公司声称看这个视频有助于提高三个月到三岁孩子的认知能力。但是如果你搜索的是学术论文,你会发现所有研究都指出这些东西根本没用!英文版维基百科列举了1993年以来一系列针对小小爱因斯坦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当家长们得知这些研究后竟然在2009年联合起来把迪士尼公司告上了法庭,而且迪士尼就居然真的同意为所有在2004年到2009年间买过《小小爱因斯坦》DVD的家庭退款!

听CD看DVD没用,研究表明做那些号称能训练大脑的软件很可能也没用。打游戏对人脑的认知能力可能有用,但也有研究认为没用。不管是否真的有用,我们都可以想见就算有用其用处也不大。如果你想学好微积分,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本微积分习题集做,而不是用大脑训练软件去试图先把大脑磨快一点再学微积分,那等于缘木求鱼。

另一方面,如果针对性明确,那么看似无用的训练也可以很有用。2011年CBA比赛中张兆旭的进步明显,原本身材薄弱、力量欠缺的他突然变强了。据解说嘉宾王仕鹏透露,这其实是张兆旭打拳击的结果。我们干脆再一次引用姚明的话,他说 “在NBA,球员练拳击已经是非常普及的了,这除了可以帮助运动员提高自己的脚步移动,同时还可以帮助他提供上肢的力量……”

所以训练必须要有针对性,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必须一切从实战出发,且有明确的每次训练要完成的目标。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自己在大学里上过的那些课程。这些课程有针对性吗?如果你的目标是科学家,这些课程和搞科研有关系吗?我认为我国大学的多数理工科课程训练都像以前中文系试图培养作家一样,非常不符合刻意练习的要求。

国内训练学生搞科研的做法是不搞科研,搞 “课” 研。教和学都以考试为核心,讲的时候随时总结知识点,考试之前还会画下重点。人们把科学知识当成历史典故之类的考试材料,而不知道这些知识其实是可以拿来用的,更不知道你的任务不是学这些知识而是创造新知识!在这种氛围下,很多中国学生甚至喜欢评论课本,这本书写得好,这个作者是牛人,陶醉在对课本的欣赏之中。我在美国上课没见过任何一个老师赞美课本的,一线人物几乎没有人写过课本,所有课本都只不过是工具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科研这个结果。一切技术应该是为了科研服务,而不能让期末考试喧宾夺主。

中国学生的另一个不好的风气是有一种追星意识,对学术明星的八卦故事特别感兴趣,热衷于一些江湖传闻。有人看科学家传记的时间比看论文的时间都长。这种做法就如同跟着《小小爱因斯坦》学怎么变天才。每次有牛人到大学作报告,学生必然挤破头,但是听报告并不是搞科研!整天听名人报告而不是尽可能早地参与到科研活动中去,就好比让青年篮球队整天看NBA录像一样,最后只能成为专业球迷而不能成为运动员。对比之下,美国学生对不是自己直接搞的领域可能不太了解,也可能不知道最近有哪个学术明星发了什么文章,但他自己的小小领域内,他可能大二就开始实干了。

搞科研的最好办法是尽快找个实验室进去跟着开干。先做一些处理数据之类的打杂的事,给导师和师兄当个学徒,慢慢耳濡目染之下,自己就会知道怎么做研究了。毛泽东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解放军很多高级将领文化程度一般,为什么总能打胜仗,靠的就是在实践中学习。学习知识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耍酷,不是为了有谈资,是为了用!对比之下,美国大学里面的理工科课程就非常注重联系实际,在考试和作业之外特别强调做项目。一学期让学生做好几个有实战意义的项目,追求学以致用,逼着学生为了完成项目而学习知识。这些项目往往需要学生组成小组合作完成,比如分工编程组装一个机器人,其需要调用的知识并不限于课堂讲过的,跟真正的科研没什么区别。

宁可发几篇灌水小文章也比苦读十年期待一鸣惊人强。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小事不做一心就想玩个大的,不是专业的训练方式。一提基础科学,有人总说 “板凳要坐十年冷” ,这种思想完全不适合现代化科研体系。很多中国学者放着那么多顶尖科学家不学,专门喜欢学特例,说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期间就好多年没有发论文,而真实情况却是他也是发表了一些小论文的。坐了十年板凳的运动员,国家队敢用吗?马俊仁当年是一般比赛不参加,专门参加奥运会世界杯一鸣惊人,结果人家怀疑你是不是服用禁药啊。最后一但有点小事整个队伍居然崩溃了。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被淘汰。正确的做法是像当初刘翔那样有什么大奖赛都去,追求一个稳定的成绩。

想要掌握一项技能,要像运动员一样,需要不停地练习实战动作,不停地比赛,而不是不停地看录像。

3.随时获得反馈

王小波曾经有一篇文章,《皇帝做习题》,说像编程和解几何题这样的事情,与我国古代文人写文章出理论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前者做得对不对自己立即就可以知道。做几何证明题甚至不需要对照标准答案,证明了就是证明了。而计算机编程其实是最容易自学的项目之一,写出来的程序能不能正确运行,计算机立即就可以告诉你。

从刻意练习角度,这就是即时的反馈(immediate feedback)。在有即时反馈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进步速度非常之快,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没有这种反馈,比如说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一个文学青年自己闷在家里写小说,投出去的稿子全都石沉大海,想要提高水平就很难了。最大的可能性,是他明明写得很差,却一心以为自己是个不得志的文学大师,如同王小波说的 “像孟夫子那样,养吾浩然正气,然后觉得自己事事都对” 。我们看到现在网络时代这种郁闷的文学青年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把小说发在网上接受批评,如果大家都不感兴趣,那他就会明白的确不是主流编辑们在迫害他,而是自己真不行。

一定要有反馈

人在很多情况下会高估自己的知识。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其实不知道。如果一个学生把教科书里的东西看过好多遍,每次看的时候都感觉看得很明白,他会认为已经掌握了,可是一旦考试就会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理解。其实把一本书看好多遍,知识让我们对这个东西 “熟悉” 而已,而熟悉并不等于理解。想要真正理解,唯一的办法是考试和测验。这就是反馈!没有测验,你的知识只是幻觉。

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可能会非常不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需要一个旁观者来指出我们自己注意不到的错误。

现在科研体制中公认的最重要的一条反馈措施,叫做 “同行评议” (peer-review)。假如你有个科学发现,也写好了论文,但不管你这个人的名气有多大,编辑有多么信任你,也不可能立即把你的论文发表出来。编辑一定会找到一个或者几个跟你在同一领域的专家——这些专家的名气可能不如你——让他们先私下审查一下你的论文。他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从研究方法有问题到语法有问题等,什么都管。审稿通常是匿名的,有时候审稿人提的意见实在无理,作者可能会感到非常恼火。

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我既写论文也给人审稿。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哪怕只有一个审稿人,双方往来只有一次,也能让一篇论文提高不少。仔细想想这其实有点奇怪,因为论文投出去之前作者往往已经修改了好多次,而且通常是几个作者合作,每个人都要反复地看。可就是这样,审稿人仍然能提出相当过硬的意见,让你非得再修改不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研究者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他已经被自己的想法所吸引,陷在里面,往往想的是 “怎样把这个项目早日做成” , “怎么让人接受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的一切思维都围绕着 “这么做是对的” 进行,就不会再从别的角度看这个项目。而审稿人在拿到论文之前,对这个项目一无所知,他没有陷进去,反而能用更客观的眼光看问题。

再牛的科学家,也需要同行评议,就像世界排名第一的网球运动员也需要教练一样。反馈者并不见得比你的水平高,关键是他们不是你,他们可以从你看不到的角度看你(灯下黑)。

立即反馈

科学家需要同行评议的反馈,而培养一个科学家——或者培养任何人才——光有反馈还不行,反馈还要有 “即时性” ,要让实践者立即得到反馈意见。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出过一本书,《决断2秒间》(Blink),这本书说当面对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时,专家往往能够在一眨眼的时间就做出判断和决定。这个决定的时间非常之短,我认为更合适的译名应该叫《决断毫秒间》。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先说容易理解的技术,那就是通过模式识别,或者说寻找关键特征,来做出快速判断。一件事给你的信息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但真正有用的也许就那么几项。专家要做的事情就是首先通过大量细致的数据统计来发现这几项有用的指标,以后就只看这些指标就行了。比如听一对夫妇之间的交谈15分钟,专家就能判断他们在未来15年内会不会离婚。专家在这里看的最重要的指标不是他们怎么争吵的,而是看他们是否蔑视对方。吵架不可怕,一旦出现一方蔑视另一方的情况,这婚姻就快完蛋了。另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技术是 “读心术” ,其通过精确的分析人脸部的表情来判断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尤其是他是否在说谎。这个技术随着前几年美剧《别对我说谎》的流行,已经不新鲜了。

但是格拉德威尔还说了另一种快速判断。这种判断有点神秘,其依赖 “直觉” ,往往是无意识的,他称之为 “薄片撷取” (thin-slicing)。格拉德威尔认为在做这种判断的时候人体仿佛一部无意识的超级计算机,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先替我们做好了正确的决定,而这台计算机怎么工作的我们不知道。比如,一个资深网球教练总能判断出运动员什么时候会双发失误,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判断的。

这本书后来受到很多专家的批评。心理学家认为这种直觉判断既不神秘,也不见得就比精心计算的判断更好。在《思考,快与慢》中丹尼尔·卡尼曼说,专家的直觉只在某些特定领域才可能有效。什么领域呢?必须符合两条要求:

  1. 你研究的东西所在的环境必须非常规范,以至于这个东西是可以预测的;
  2. 通过长时间练习,人可以掌握这种规范。

卡尼曼说的有点绕口,希思兄弟在《决策》(Decisive)中对这个问题总结得更好。他们调研了很多本书和相关研究,最后的结论是:直觉,只有在 “环境友好” 的状态下才好使。所谓环境友好,就是其中有短期的反馈(short-term feedback)。比如,预测明天的天气,第二天就能知道结果。急诊室医生对危急病人进行快速抢救也是如此,能不能救过来马上就知道。只要有快速反馈,再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你就能培养出专家的直觉,能够 “眨眼判断” 。

可是,如果反馈是中长期的,直觉就不好使了。我们可以再多想想这个问题。也许只有这种 “环境友好” 的领域,也就是有快速反馈的领域,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专家。

老师的作用

韩愈说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古代的私塾教育往往让学员先背书,搞得好多小朋友会背但不会解释,老师能不能解惑很关键。而现在的课本和各种辅导书极其全面,人们完全可以自学,聪明人更有很强的自学能力。那么,现代的老师的最大作用是什么呢?正是提供即时的反馈。世界上最好的高尔夫球球手,最好的国际象棋棋手,他们的比赛水平肯定超过自己的教练,可为什么他们还要请教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练能在训练中以旁观者的身份提供即时的反馈。

一个动作做得好与不好,最好有教练随时指出,本人必须能够随时了解练习结果。看不到结果的练习等于没有练习:如果只是应付了事,你不但不会变好,而且会对好坏不再关心。在某种程度上,刻意练习是以错误为中心的练习。练习者必须要对错误极度敏感,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会感到非常不舒服,一直练习到改正为止。

从训练的角度,一个真正好教练是什么样的?是应该经常跟队员私下谈心,能做好队员的思想工作吗?是能随时发表激情演说动员队员的战斗热情吗?是能够随时给队员提供反馈。约翰·伍登(John Wooden)是美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学篮球教练,他曾经率领UCLA队在12年内10次获得NCAA冠军。为了获得 Wooden 的执教秘诀,两位心理学家曾经全程观察了他的训练课,甚至记录下了他给球员的每一条指令。结果表明,在记录的2326条指令中,6.9%表扬,6.6%不满,而有75%是纯粹的信息,也就是做什么动作和怎么做。他最常见的办法是三段论:演示一遍正确动作,表现一遍错误动作,再演示一遍正确动作。这样的训练就好比练武功,一招一式都需要有人随时纠正,若不对则马上改,以避免错误动作形成习惯动作。

与外行想象的不同,这位最好的教练从来不发表什么激情演说,甚至不讲课,每次说话不超过20秒。他只给学生非常具体的即时反馈。他要求所有训练都事先进行无比详细的计划,甚至包括教运动员怎么系鞋带。好教练,仿佛有一种诡异的知道学员在想什么的能力,即使第一次见面,也能指出学生在技术上最需要什么。他们是绝对的因材施教,源源不断的提供高度具有针对性的指导。

这种手把手的教法跟我们的现代化的学校教育格格不入。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的教育方式无不是老师站在讲台上讲,学生坐在下面听,反馈仅仅出现在课堂提问、批改作业和考试之中。如果是几百个人一起上课,就连这些有限的反馈也会被忽略。现在,很多大学把自己的课程录像放在网上,让世界各地的人随便下载学习。这当然是非常难得的举措,但这样的学习方式缺乏反馈。

学徒制

我认为真正的人才不是靠课程、院系、考试大纲的设置培养出来的,培养人才的有效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学徒制。师父带着徒弟参与一个实际的项目,徒弟在试错中提高。不管是科研、工程还是艺术,都是如此。一个教育体制的关键不在于往学校里投了多少钱,而在于其是否提供了足够多、足够好的动手机会。

学徒制的历史比现代教育制度悠久得多,学任何一门手艺都得先当学徒。就是当代的工人进了工厂,也得先认个师父学一段时间。白领的工作,也得从实习做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会,学徒制度就在行会系统中。有志于艺术的男孩从七岁起就要跟随一个大师全职学徒5~10年。学徒们很早就直接参与第一手艺术创作,从打杂开始,到临摹,到跟大师合作,再到独立作品。

跟古代这种从小就开始当学徒,一旦选定了专业就一边干活一边学的制度相比,现代教育系统这种把人摁在课堂上听很多年课的做法其实是非常不科学的。一个好的教育系统应该让学生干什么呢?至少应该做以下这些事情:

  • 自己调研相关知识

  • 独立或者跟人合作完成项目

  • 到相关企业实习,把知识用上

  • 写论文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一个老师要面对几十甚至几百个学生,学生们根本不可能获得反馈,他们唯一能得到的反馈就是考试。不但如此,连考试也被进一步简化,复杂的答题方式被减少,最后剩下的是一大堆选择题,直接让计算机给你反馈。大学毕业生工作以后往往会发现自己以前学的很多知识根本用不上,反而在工作中边干边学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这时候才开始了真正的教育,这个教育还是学徒制。可是我们反过来想,如果让他从18岁就开始边干边学,难道这些工作就做不了了吗?如果早点实行学徒制,完全可以更快更好地培养人才。(作者: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教育制度与其说是一种培养制度,不如说是一种选拔制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淘汰制度。好的工作岗位有限,想干这个工作的人却很多。大学的真正作用是决定谁能进入到那个岗位上去。至于到了那个岗位怎么做,那是你到了以后才要关心的事情。)

美国的基础教育受到过很多批评,但美国的研究生制度却毫无疑问是世界最好的。这个制度正是学徒制。导师的英文是 “advisor” ,这个词放在学校以外是顾问的意思,比如 “总统军事顾问” 导师允许学生有相当的独立性,你原则上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项目,而导师给你提供建议和随时的反馈。研究生入手的项目不再是为了训练,而是一上来直接就是真正的科研,以发表论文为目的。在这个阶段,什么知识学过什么知识没学过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没学过就立即去学,总之必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研究生跟导师的互动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有时候导师不太愿意给反馈,有些导师可能会给错误的反馈,但总体来说,学徒制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制度。我国目前研究生教育大体效法美国,但面临好导师太少的问题,往往是一个导师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研究生,这种 “师徒比” ,学徒是没法获得足够反馈的。

我们来看看贝尔实验室的学徒制现象。这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室,晶体管、激光、太阳能电池、C语言、Unix操作系统和无线电天文学都诞生在贝尔实验室,而且还有七个诺贝尔奖。乔·格特尼(Jon Gertner)写了一本书,《贝尔实验室和美国的创新时代》(The Idea Factory: Bell Labs and the Great Age of American Innovation),专门介绍贝尔实验室是怎么创新的。2012年,这本书的一部分内容在纽约时报发表,其中提到了学徒制度。以下内容摘自黄小非的翻译版:

被难题缠身的菜鸟员工,惶恐不安的无名小辈,他们在贝尔都有自己的导师,这些导师可都与那些 “写书人” 和大牛一起工作,关系密切。一些贝尔实验室的新员工往往对此感到震撼,因为他们被告知可以向著名的数学家,诸如Claude Shannon,或者传奇物理学家William Shockley直接提出自己的疑问。而且,贝尔实验室的策略是,大牛们不允许回避菜鸟们提出的问题。

4. 刻意练习不好玩

统计表明,在中小学里,高智商的孩子的成绩普遍要更好一些。但聪明最管用的时候是少年时代,在小学里同一个班的孩子可能智力相差极大,而且这种差异可以体现在他们的成绩上。如果是在大学里呢?级然这些学生在同一所大学上学,他们的聪明程度想必也不会相差太多。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大学生的成绩差异?

最初,心理学家们猜测是学生投入的学习时间。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至少有6篇论文研究了大学生的学习时间与他们的平均学绩点(GPA)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那些以前基础比较好的学生很可能不用投入太多时间也能做得不错,而以前基础不好的学生必然要花更多时间追赶,所以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必须把学生此前的基础,比如说入学成绩,都考虑进去,以免结果被这些因素影响。

这些论文的结论相当一致:二者基本没关系。很多学校号召学生把大量时间投入学习,比如我的母校就号称学习要学到 “不要命” 的程度。但事实却是你无法从一个大学生每周投入学习时间的长短来预测他的期末考试成绩。假设有两个大学生,他们的入学成绩完全一样,在同样的班级上同样的课,其中一个人,A,每周用30个小时学习,而另一个人,B,每周学习时间不超过20小时。这些论文的研究结果是,A的成绩未必比B好。

这个结论简直违反常识。如果这两人的基础一样,难道不是更用功的那个应该成绩更好吗?

关键在于,学习时间长不等于用功。一直到2005年, “刻意学习” 概念的提出者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领导的小组研究表明,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学习时间,而是学习环境。研究者对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统计,看到底哪些因素与学习成绩有关:

  • 以往学期的GPA、高中成绩、大学入学SAT考试成绩
  • 上课出勤率
  • 学习计划
  • 学习环境
  • 课外工作的时间
  • 参加聚会的时间

很显然,如果一个人整天参加聚会又不爱上课,他的成绩不太可能会好。但爱参加聚会和不爱上课这两项其实是相关的,它们只是说明这个人怎么样,而不能说明这个人的学习能力怎么样,而且这个因素已经包含在了这个人以往的学习成绩之中。如果我们想 “预测” 一个人在本学期的成绩会怎样,研究人员发现,排除以往成绩的话,只有一个因素能预测他成绩的变化,这个因素就是学习环境。

成绩好的学生必须在一个不受打扰的环境中单独学习。只有在这种环境下学习的时间才是有效时间。更进一步,哪怕这个学生以前的成绩很差,只要在这一个学期他做到了在安静的环境中单独学习,那么他的成绩将在这一个学期获得提高。多上课和少去聚会,似乎就没有同样的效果。

安静的环境其实不难做到,一般大学的教室和图书馆都相当安静,问题在于很多学生学习的时候都是戴着耳机听音乐。我曾经看到美国一个报道说,如今的大学图书馆绝大多数学生都在听音乐,其中的一个学生还跟记者说了一句特别有诗意的话, “silence is deafening” (这句话其实不是他发明的),我受不了安静,安静太刺耳!其实,这些听着音乐学习的人应该放下书本专心听音乐才对,因为他们的学习时间长短与考试成绩无关。

单独练习

有个著名的小提琴家说过,如果你是练习手指,你可以练一整天;可如果你是练习脑子,你每天能练2小时就不错了。高手的练习每次最多1~1.5小时,每天最多4~5小时。没人受得了更多。女球迷们可能认为像贝克汉姆那样的球星整天就知道耍酷,她们不知道的是很少有球员能完成贝克汉姆的训练强度,因为太苦了。

刻意练习不好玩。它要求练习者调动大量的身体和精神资源,全力投入。如果你觉得你在享受练习的过程,那你就不是刻意练习。找一本小说边喝咖啡边看,在一个空闲的下午打场球,这样的活动都非常令人愉快,但是做得再多也不会提高技艺。很多人每周都打一场网球或者高尔夫,打了25年也没成为高手,因为他们不是在刻意练习,他们是享受打球的乐趣。很多年轻人追求一种散漫的风格,干什么事情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认为在打打闹闹中学习的人很酷,这是非常愚蠢的。能够特别专注地干一件事才是最酷的。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科学家们曾经非常细致地调查了一所音乐学院,这就是西柏林音乐学院,这里培养了众多实力超群的小提琴高手。研究人员把这里的所有小提琴学生分为好(将来主要是做音乐教师),更好,和最好(将来做演奏家)三个组。这三个组的学生在很多方面都相同,比如都是从8岁左右开始练习,甚至现在每周的总的音乐相关活动(上课,学习,练习)时间也相同,都是51个小时。

研究人员发现,所有学生都了解一个道理:真正决定你水平的不是全班一起上的音乐课,而是单独练习。

  • 最好的两个组学生平均每周有24小时的单独练习,而第三个组只有9小时
  • 他们都认为单独练习是最困难也是最不好玩的活动
  • 最好的两个组的学生利用上午的晚些时候和下午的早些时候单独练习,这时候他们还很清醒;而第三个组利用下午的晚些时候单独练习,这时候他们已经很困了。
  • 最好的两个组不仅仅练得多,而且睡眠也多。他们午睡也多

所以我们再次发现所谓 “一万小时” 实在是个误导人的概念。练习时间的长短不是最重要的,真正关键是你 “刻意练习” ——哪怕仅仅是 “单独练习” ——的时间。哪怕你每天的练习时间跟那些将来要成为演奏家的同学一样,如果不是单独练习,你也只能成为音乐老师。

那么,是什么因素区分出更好的组和最好的组呢?是学生的历史练习总时间。到18岁,最好的组中,每位同学平均练习了7410小时,而第二组是5301小时,第三组3420小时。第二组的人现在跟最好的组一样努力,可是已经晚了。可见要想成为世界级高手,一定要尽早投入训练,这就是为什么天才音乐家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苦练了。换句话说,他们赢在了起跑线!这样看来,只有建立在刻意练习的基础上,总的练习时间才有意义。

一帮人在一起合练可能很有意思,也相对轻松一些。但只有单独练习才能快速进步。

练习与娱乐

在刻意练习中没有 “寓教于乐” 这个概念。我们生活在一个试图把一切娱乐化的时代,我们希望看个电影就能学到知识。有时候我们也看纪录片——在这个时代,似乎看纪录片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是值得在微博炫耀一番的了——我们看纪录片就是为了学习,这总没错吧?

事实是,你看纪录片也是为了娱乐。奥尔森(Randy Olson)曾经是海洋生物学教授,后来改行去做了纪录片导演。他在《不要当这样的科学家》(Don’t Be Such a Scientist)一书中告诉我们,电影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一个教育工具,哪怕是纪录片。他举了一个例子。无脊椎动物一共有35种,其中只有几个有意思的,比如章鱼和鱿鱼,有的可以在一秒钟内变换颜色,有的有人一样复杂的眼睛。而剩下的其他种类就比较单调乏味了,像虫子一样,没人感兴趣。如果你要拍一个关于无脊椎动物的记录片,你应该怎么拍呢?你必须着重介绍那些有意思的种类!你必须时刻让观众保持兴趣!如果你在电影里画个无脊椎动物分类图,再找个老教授详细介绍每一种无脊椎动物的学术特点,观众早就睡着了。可是如果是相关专业的大学课堂教学,学生们就必须学习全部种类,他们还要把每一种类的细节整理成系统化的形式,而且要重复学习。

《舌尖上的中国》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纪录片,它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非常符合观众的需求。有一个理论说,观众在看纪录片的时候疲劳周期只有8分钟,所以陈晓卿导演需确保任何一个故事都必须在8分钟内讲完。我们看了《舌尖上的中国》,会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和自豪感,但是谁如果说要从这个片中学到什么理论,那就是胡说了。纪录片对科学的作用并不在于让观众学到什么知识,而是激发观众对科学的兴趣。电影和电视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手段,但不是好的教育手段。

读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说,在很多纪录片里也讲了真正的科学知识啊,甚至有的还提到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有的还有数据,我怎么就不能从中学到知识呢?没错,你看完任何一个纪录片后都会有一种获得知识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很可能是错觉。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这本书里特别提到这个问题。有人说 “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 。可是波兹曼列举了各种研究成果,发现这句话纯属扯淡,因为事实证明电视上的信息很难被记住: “51%的观众看完一个电视新闻节目几分钟后就无法回忆起其中的任何一则新闻……普通的电视观众只能记住电视剧中20%的信息……”

如果你想学点知识,最好的办法是找本书——最好是正规的教科书或者专业著作——然后老老实实地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坐下反复读,而且还要自己整理笔记,甚至做习题获得反馈。如果你坚持不了8分钟,你不适合学这个。

练习需要重复,而重复一定不好玩。教育需要全面,而娱乐一定只关注其中好玩的部分。所以娱乐和学习必然是不相容的,如果你在娱乐,你就不在是学习。你可以用娱乐的手段号召人去学习,但娱乐本身绝对不是学习。

“寓教于乐” 是个现代社会的发明,从来没有哪位古代哲人认为应该寓教于乐。波兹曼振聋发聩的写到:

教育哲学家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认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不可少,个人兴趣要让位于集体的利益。要想获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对年轻人来说决非易事,他是异常艰苦卓绝的斗争。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本来应该是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吃苦已经过时了,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是宠儿。刻意练习是个科学方法,值得我们把它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但显然我们平时做的绝大多数事情都不符合刻意学习的特点,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没能成为世界级高手的原因。考虑到刻意练习是如此的不好玩,我猜我们也没必要过分可惜自己没成为天才这个事实。

但是为什么仍然有人能坚持刻意练习呢?

5. 谁愿意练习一万小时

每一个神童背后,都有一个能豁出去让自己的孩子猛练的父亲。莫扎特、马友友、朗朗,这些音乐天才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从小就在父亲的监督下学音乐,甚至可以说父亲是他们成长中起到最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其中钢琴家郎朗的父亲朗国任则做得可能有点过了。他对朗朗的要求如此之严,寄予的期望如此之大,甚至发生了因为误会朗朗贪玩没有按时练琴就逼他自杀的事情。

以前中国流行一句话,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现在这句话已经被批成了反动言论。人生难道不是一场长跑吗?你像短跑一样赢了起跑线,后面没劲了怎么办?没错,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的确如此,小时候应该寓教于乐,年轻时代应该充满阳光地挥霍一下青春,中年以后应该好好享受生活。但是对于某些不想当普通人,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人来说,输了起跑线就没有机会参加后面的比赛了。

在前面讲到的关于西柏林音乐学院的那个研究中,第二组和第一组的学生每周都有24个小时的单独练习时间,可见这个时间已经很难再增加了。刻意练习需要学习者的精神高度集中, 是一种非常艰苦的练习,人的精力只能做到这么多。但是第一组是为将来做职业演奏家培养的,而第二组的学生只不过比将来要做钢琴教师的学生好而已。决定这两个组学生实力差距的,是他们的历史总练习时间。到18岁,第二组比第一组少练了2000多个小时——现在他们一样努力,可是已经晚了。

音乐如此,体育也是如此,一步赶不上就意味着步步赶不上。的确,很多人因为用力过猛输掉了后面的比赛,很多人将会被淘汰,但是也有极少数人能够一路赢下来。他们不但赢了起跑线,而且接二连三地赢了后面的比赛。世界就是属于这极少数人的。世界并不需要一千个钢琴大师或者一万个足球明星,这些少数的幸运儿已经把所有位置都占满了。如果你想享受快乐童年,你的位置在观众席。

刻意练习不好玩。伟大的成就需要放弃很多东西,而这种放弃也不是没有争议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在2011年出了本书《虎妈的战歌》,它讲述了作为一个在美国的华裔母亲是怎么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的。这本书轰动一时,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虎妈要求两个女儿只能练钢琴或者小提琴,不能玩别的乐器,不能参与任何与学习无关的课外活动,没有社团、没有演戏、没有公益,只能学习。这种做法对自己的孩子人道吗?对别人的孩子公平吗?对社会有益吗?

我不知道虎妈的育儿法是否对整个社会有利,但我相信虎妈一定明白:如果你想出类拔萃,那么你要参与的这场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个零和博弈——你想赢就意味着有人要输,你拿到这个位置就意味着有人拿不到这个位置。这种博弈对社会有没有好处对你来说不重要,你关心的是怎么做对自己有好处。这个博弈没有双赢。

这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游戏。

孤注一掷

体育、音乐和表演,都是高投入高风险的事情,明星的背后是无数个失败的垫背。想要成功,就得练习一万小时,但考虑到机遇因素,即使你练习这一万小时也未必能成功,这其实是一场赌博。为什么美国大多数体育明星是黑人?黑人身体素质好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但凡有点能耐的白人家庭都不会让孩子押注在体育上。在阿根廷、巴西、葡萄牙和英国这些传统足球强国,只有不太富有的家庭的孩子才从小把踢足球当做此生追求。C·罗纳尔多小时候家里地方太小,以至于冰箱得放在房顶上;英国所有球员都来自工人阶层,以至于中产阶级孩子就算想踢球都无法融入队友的 “文化” 。这些运动员认定体育是他们最好的出路,他们放弃考大学找工作过平淡生活的机会,孤注一掷,成不了明星就只能当垫背。他们的赌注是自己全部的前途。像花样滑冰这样的项目在没有举国体制的国家诚然只有富人才玩得起,那些供子女练这些项目的家庭必须持续不断地投入巨资聘请好教练,这何尝又不是一场赌博?

下这么大赌注练习,绝不是仅仅为了博女友一笑,与之对等的回报是全世界的认可。高水平运动员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想赢得比赛。

也许很多人认为篮球巨星的最重要素质必然是 “热爱篮球” ,但在迈克尔·乔丹传记《为万世英名而战》(Playing for Keeps)一书中,作者David Halberstam告诉我们,真正使得乔丹成为巨星的 “素质” ,是对失败的痛恨。为了赢球他可以做任何能提高自己技能的事情,而且这种素质是在被踢出校队以后才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有一位教练回忆他第一次看乔丹打球时说:

当时场上的九个球员都在 “例行公事” ,而有一个孩子却在全力以赴。看他打得那么拼命,我以为他的球队正以1分落后,而比赛还有两分钟结束。然后我看了一眼记分牌,现在他的球队落后20分,而比赛还剩一分钟!

乔丹在整个职业生涯都是所有球员中最想赢球的,他总有极强的目的性,永远都想改进自己的技术弱点。他对赢球如此渴望,以至于他会骂那些不努力的队友,公牛队新秀在第一年时往往都会抱怨受不了乔丹的骂。

传统的中国文人非常不喜欢谈论名利,认为做事业最好是为了兴趣、责任感和集体荣誉,甚至最好把从事的运动当成修身养性的机会。而我们看到的高水平运动员恰恰不是这样。他们上场不是为了跟对方球员交朋友,也不是为了展现自己的精神面貌,甚至也不是为了打出赏心悦目的比赛。他们上场是想赢!

中国的独生子女制度使得一般家庭都把自己的孩子视为掌上明珠,像郎国任那样把孩子豁出去猛练的家长非常少。再加上现在考大学更容易而且经济发展很快,把前途赌在足球上显然不是最理性的选择,中国的足球人口下降是必然的。缺乏有效竞争,又拿着高工资,中国球员当然没必要太拼命。不拼命,对于竞争不太激烈的运动来说无所谓,但像足球这样的国际竞技水平极高,竞争无比激烈的运动来说就意味着出局。不论是中超外援还是外籍教练,对中国队的一个共同评价是中国球员缺少强烈的取胜欲望。马拉多纳2012年访问中国期间曾接受《体坛周报》的采访,他说:

在我执教和观看的球队中,我看到过很多优秀球员,但他们和我之间总有一个差别,这个差别非常重要,那就是我比他们更热爱足球,更想赢得一切。

你可能觉得这实在太功利了,功利就对了,实际上,如果想让你的孩子学习更好,你可以尝试更功利一些。

奖励机制

一般人当然用不着孤注一掷的刻意练习,但还是需要一点刺激才能练下去,因为只要是有用的练习都不好玩。

美国公立学校系统每年在每个学生身上要花费一万美元以上的办学费用,但是成效却相当不好。有些美国的教育问题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比如高中的退学率。2009年,美国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年收入是27380美元,而高中退学生的平均年收入则只有19540美元。只要你能拿到高中毕业证,年收入就能提高8000美元,这个交易难道还用想吗?但即使这样,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却有9%的退学率,在市区的某些地方,退学率竟能高达50%。这些学生退学并不是为了打工挣钱养家,而是受不了聚会、游戏和毒品的诱惑,他们根本没心思上学。

经济学家格尼茨(Uri Gneezy)和李斯特(John List),在2008年得到一笔意外的私人捐款,捐款人希望他们研究一下改善教育的办法。于是他们就研究了怎么用花钱的办法改善教育。他们找了个高中,随机选择了400个高一学生,对他们宣布了以下政策:

  • 给每个学生一个量身定制的成绩标准(这个标准并不难达到,比如所有科目成绩在C以上),如果学生能达到这个标准,且没有无故旷课的行为,那么他/她就能每月获得50美元的奖励;
  • 每月举行一次抽奖,在所有达到标准的学生中随机抽10人,每人给500美元的奖金,并在发奖当天用加长悍马送获奖者回家
  • 对于未能达标的学生,研究者会帮着他们想办法,包括打电话提醒

结果相当不错,边缘学生的成绩被提高了40%。不但如此,实验组的学生在实验结束之后,因为已经养成了更好的学习习惯,到了高二仍然比没有参与实验的控制组表现更好。研究者估计大约有40个原本会辍学的学生,会因为这个实验而能拿到高中文凭。考虑到他们在未来会因此而增加的收入,这笔钱花得很值。

格尼茨和李斯特还测试了别的奖励办法,比如说在考场上当场宣布如果你这次的成绩比以前好,就发给20美元。结果实验组学生的成绩立即提高了10%——知道有奖金的时候已经在考场上,所以这肯定不是刻苦学习的结果,而只能是学生们因此在考试中付出了更多的努力,要知道孩子们通常缺少做题的意志力。

花钱收买孩子学习!这对中国人来说未必有多么令人震惊,大概每个家长都用过物质刺激的办法。我和我弟弟小时候如果考得好,父母至少也会奖励一顿好吃的,只不过从来没有这么赤裸裸地直接发钱而已。罗伊·鲍迈斯特(Roy F. Baumeister)和约翰·提尔内(John Tierney)在《意志力》(Willpower)这本书中认为,亚裔家庭的孩子之所以意志力更强,跟家长的奖励制度很有关系。而亚洲家长往往对孩子有清晰的目标:你必须完成这个目标才能获得奖励。比如一个韩国人的两个女儿如果在超市柜台要巧克力,家长就会借机要求她们在一周之内看完一本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下次来超市的时候就可以买巧克力了。想要车可以,但不马上买,必须考进医学院才给买。

但是这种完全根据成绩发奖励的做法也有问题。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兰(Roland G. Fryer. Jr.)在2007年曾做过一个类似的奖励实验,他的实验学生人数高达一万八千人,总奖金则是630万美元。罗兰在四个不同城市测试了四种 “发钱” 的策略:

  • 在纽约,学生直接根据考试成绩拿奖金:四年级学生每次考试最多挣25美元,七年级50美元;
  • 在芝加哥,九年级学生每次考A可以得到50美元,B为35美元,C为20美元,每年最多不超过2000美元,但与纽约不同的是这笔奖金的一半要等到高中毕业以后才能拿到
  • 在华盛顿,参与实验的中学生根据日常表现来获得奖金,比如准时到学校上课,不攻击同学等,表现好的每两周可以获得100美元;
  • 在达拉斯,受试者都是二年级的小学生,如果他们能读完一本书并且通过关于这本书内容的测验,就可以获得2美元,且每年最多只能得到14美元。

猜猜哪个策略最成功?结果是纽约的实验完全失败,跟不享受奖励制度的控制组相比实验组的学生成绩没有任何不同。芝加哥的实验组学生的确为了拿奖金而更多地上课,而且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可是他们的最后期末标准化考试成绩却并不比控制组更好。华盛顿实验组的学生表现更好,他们在期末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也比控制组更好。而表现最好的竟是达拉斯的二年级小学生,他们通过读这七本书,在期末的标准化阅读理解考试中成绩取得了极大的提高。

我们很难对这个实验做出更多解读。一个可能的结论似乎是奖励学习的过程,比只看学习的效果更好。研究人员访问纽约和芝加哥参与实验的学生时发现,这些学生都很想提高自己的考试成绩,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提高。这个研究似乎再次说明练习方法的重要性。(作者:我不太赞同这个实验。各个地区选用的受试者在不同年级,这个设定毫无意义。更科学的办法显然是尽量选取相同年级甚至相同地区的学生来测试不同的激励策略。The Why Axis中的 Uri Gneezy 和 John List 设计的实验就要合理得多。)

对这些奖励办法的批评是: “要我练” 怎么也比不上 “我要练” 。但我所见到的与刻意练习有关的理论并不区分 “要我练” 和 “我要练” ,你只要按要求练了就行。无论如何,设定一个具体的阶段性目标并且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有了目标就有了参照物,你可以自己监督自己,甚至让别人监督自己。2009年,摄影师迈克劳林(Dan McLaughlin)看过《异类》这本书之后,决心辞职,练习一万小时,成为职业高尔夫球手。他把自己的练习过程全程公布在网上,这样任何人都可以监督他。他认准了 “一万小时” 这个死理,每天给自己倒计时,说我现在还剩xxxx小时!中国年轻作家彭萦也在搞一个类似的一万小时倒计时,她每年在博客公布自己的进度总结。

那么,到底有没有人,不需要别人 “要我练” ,而完全是 “我要练” 呢?

当然有,这帮人有基因优势。

兴趣与基因

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说他苦练是为了出人头地,记者们就会鄙视他;如果他说苦练仅仅是为了兴趣,记者们就会仰慕他。但兴趣是真的。有的孩子似乎天生就对某一领域感兴趣,别人觉得很枯燥的活动,他们乐此不疲。就算明知干这个不能带来金钱和荣誉,他们还是愿意干。他们觉得干这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目的。 “感兴趣” 当然并不一定说明他能做好,就算不感兴趣只要愿意练,也能练成。兴趣最大的作用是让人自己愿意在这个领域内苦练。

学习一个技能的初期,智商可能是决定性因素。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兴趣的作用可能就越来越大了,因为兴趣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谁能坚持下来。

国外的标准化考试,经常使用 “百分位” (percentile)来表示一个学生的排位等级。成绩越好百分位越高,如果你的百分位是89%,则说明有89%的学生的成绩不如你。德国的一项研究,找到3500个五年级学生,拿到他们的数学成绩和智商测试成绩,结果一目了然:智商越高的数学成绩越好。但是这项研究真正想要知道的是学生的 “内在动力” 对数学成绩的影响,所以研究者对这些学生做了关于学习动力和学习方法的调查,调查的项目包括以下几项。

  • 内在动力:你是否纯粹因为喜欢数学而愿意在数学上多花时间?
  • 外部动力:来自家长的压力,对好成绩的追求。
  • 学习方法:你靠的是死记硬背,还是深入理解,你能否能把数学知识用于日常生活?

五年后,这些学生上到十年级,研究者再次取得他们的数学成绩。结果非常有意思。真正能决定一个学生进步幅度的不是智商,而是内在动力和学习方法。如果一个学生在五年级的时候的成绩百分位只有50%但是其内在动力和学习方法却排在前10%,那么他在十年级的时候成绩排位可以前进13个百分点达到63%。智商则没有这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外部动力——纯粹为了赢,或者纯粹为了让家长满意——不能长久地提高数学成绩。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研究和前面提到那些用钱收买孩子的研究呢?外部刺激到底有没有用?我认为真相很可能是这样的:外部刺激有短期作用,但不可持续。李斯特等人的奖金的确可以让一个即将退学的高中生坚持完成学业,甚至能让对方坚持到高中毕业,但这种坚持让然是非常有限的。他可以坚持一两年,但很难坚持五年。你可以把一个边缘学生勉强拉住让他不掉队,但你很难用钱把他砸成数学家。至于那些玩命苦练的职业运动员,他们固然有很强的取胜欲望,但如果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也是不可能的。

既然兴趣如此重要,最好的早期教育就应该是先慢慢培养兴趣。我曾经听说,如果你统计那些钢琴大师的授业恩师,他们当然都是顶尖名师;可是如果你统计这些大师的启蒙老师,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位钢琴老师,你会发现这些老师往往没有什么名气。这些启蒙老师并非都是钢琴高手。但这些老师有一个共同的本领:他们非常善于调动孩子对钢琴的兴趣,他们能让孩子一上手就爱上这个乐器。

如果能建立起兴趣,我们希望这个兴趣能在练习过程中,随着练习者能力的提高,练习难度的增大,而越变越强。在理想的状态下,整个过程可以形成一个正反馈:最初,这个孩子在音乐中有一点超出同伴的兴趣,于是他主动练习——因为练习了,所以不仅仅是他的兴趣,他的音乐技能也超出了同伴——于是他的兴趣更大了,他进一步猛练——他在比赛中获奖,于是他把目标定为在成为顶级高手——在追逐这个目标的时候他发现音乐真是个博大精深的项目,越练越有兴趣。也许很多科学家的成长就符合这个理想模型。

很多为了奥运金牌,甚至纯粹为了奥运金牌带来的奖金而练习的运动员最后也能拿到奥运金牌。他们往往功成名就后就退役经商去了,他们的确证明了,对那些竞争不是特别激烈的运动项目来说有没有兴趣并不重要。但有些顶级的运动员却达到了兴趣与事业并进的理想境界。这样的人物,几乎可以肯定是 “天生的” 。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科学家对 “基因与兴趣” 这个问题的最新理解,这部分内容可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特意放在文本的最后。

科学家多年以来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到底人的哪些特征是天生的,哪些是受后天教育和环境的影响?我们可能会以为凡是天生的,就必然被记录在这个人的DNA编码之中,凡是后天生的,就必然不在DNA之中。但事情比这个要复杂得多,因为环境可以影响基因表达,也就是说即便你的DNA里有绘画天赋,但如果你没有遇到这个环境,这样的天赋也完全表现不出来。更复杂的是人的任何一个特点都不是由一条基因决定的,他往往是很多个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基因可以跟基因互相影响,互相构成各自的环境。这就使得我们几乎不可能单凭查看一个人的DNA来判断他有什么天赋。

但是科学家仍然找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方法来区分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这就是同卵双胞胎( identical twins )。同卵双胞胎连长相都一模一样,我们可以大致认为他们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如果有一对双胞胎从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又被背景完全不同的两个家庭分别收养,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却互不相见,直到成年以后科学家才把他们找到,看看这两人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样我们不就知道哪些因素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养成的了吗?严谨起见,你必须找到很多对这样的双胞胎,再把他们跟那些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对比,使用严格的统计方法,才算好的科学研究。好在科学家有足够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来做这种事情。

这种研究进行了几十年,科学界的共识是,先天因素远远大于后天因素。

首先,任何一项可以测量的心理特征,包括智商、兴趣爱好、性格、体育、幽默感,甚至爱不爱打手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天生的。

其次,后天环境对智力和性格的影响非常有限。先天因素是主要的,后天因素是次要的。哪怕家教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一对同卵双胞胎小时候的行为,以至于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爱好和个性,但等他们长大以后,他们的先天特征会越来越突出,他们会越来越 “像” !他们在摆脱家庭对他们 “真实的自我” 的影响!注意,这并不是说家教完全没用。家教可以左右基因表达,可以鼓励孩子发挥他天生的特长,也可以压制他天生的性格缺陷。只不过这个作用是有限的。

最后,一个针对两岁儿童的研究发现,越是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基因对孩子的影响越大;越是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越大。这大概是因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得不到充分发展的环境,他们完全被环境压制了;而富裕家庭的孩子却可以天高任鸟飞。当然,这个研究说的是两岁小孩,根据前面的结论,成人以后所有的孩子都有可能发挥自己的能力。

所以,一个人爱好什么,喜欢干什么,能死心塌地在什么方向上刻意练习,基本上是天生的。

人并不仅仅是被动的等着被环境改变,有一个理论认为,自然选择给了每个人不同的基因,而人可以出去寻找自己基因所喜欢的环境,也就是那些能给我们 “自私的基因” 提供最大的生存和复制机会的环境。基因决定喜好,喜好决定我们追求什么。

达尔文的父亲想让他学医,达尔文也的确进入医学院学习了,他报了很多医学课程,但发现自己就是不喜欢这些课程。他更喜欢观察鸟类,喜欢地质学和自然史。有多少人对昆虫感兴趣?达尔文喜欢采集植物和搜集甲虫。等到一个远航考察的机会,他不顾父亲反对立即就去了。他决定听从自己基因的召唤。

也许兴趣就是大师们最大的先天因素。每个人天生有不同的兴趣,区别在于有的人足够幸运能够在比较早的时候找到适合自己兴趣的环境,而有的人一辈子没找到。找不到,未必是这个人不行,更大的可能性是整个环境都不行。如果达尔文出生在中国,根本没有出海远航的机会,更不用说接触什么最新的生物和地质理论,乃至发表自己的学说——他只能去学学 “四书五经” 应付科举考试。所以,家庭和社会能为人才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提供施展各种兴趣的环境。

寻找适合自己兴趣的环境,把自己的基因发扬光大——这难道不就是进化论告诉我们的人生意义吗?